春节期间，网络上盛传林毅夫老师的一段视频，林老师说，“说我们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要改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不是不懂经济，就是故意误导中国”。
林老师的论据是，如果没有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带来的家庭收入的增长，消费增长不可持续，而且消费会消耗家庭储蓄，把家庭储蓄变成家庭负债，最终变成家庭破产。
林老师还认为，要警惕扩大消费的理论，因为这是在学美国。
考虑到林老师的上述发言在社会上影响巨大，甚至已引发了居民对促消费政策的广泛误解，我们有必要深入讨论下，主张继续扩大投资和扩大消费，哪个是误导中国？
反对扩大消费才是误导中国
林老师说，“如果没有劳动生产力提高带来的家庭收入增长，消费增长可持续吗”，这个问题问得铿锵有力，但这么批评“消费拉动是误导中国”，显然是转移矛盾。
这就好比两个人争论马跑得快，还是牛跑得快，一个说“如果马儿不吃草，能跑得快吗”，这个问题虽然没法反驳，但这样就能证明牛比马跑得快吗？马跑要吃草，牛跑不要吃草吗？
无论是消费拉动，还是投资拉动，都得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且消费会刺激劳动生产率提高，不消费就缺少了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动力和意义。
但是咱要继续往下讨论这个话题，就被林老师带到沟里去了——因为咱们本来讨论的问题是怎么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当前应该扩大消费还是继续扩大投资的问题，而不是供给侧的生产效率问题。
扩大消费同提高居民收入不矛盾，国内所有呼吁扩大消费的主张，几乎都是从发钱、发消费券促消费或其他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措施开始。
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43%，几乎是全世界最低，不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怎么扩大消费？
讨论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不是讨论企业要不要自主投资，也不是家庭要不要自主消费，那是人家自己的事，而是讨论政府稳增长的预算资金怎么花。
如果对政府要不要发钱促消费的问题避而不谈，而把促消费的讨论变成干预人家老百姓自己的钱怎么花的问题，进而引发老百姓对促消费政策的反感，大家就又被带到沟里去了。
现在回到正题来，当前讨论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的政策关键，是继续用几万亿元、十几万亿元、几十万亿元去大搞特搞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给老百姓发点钱或消费券，以促消费启动经济循环？
如果发一块钱的消费券可以带动3~5倍的需求增长和经济循环，而一块钱的基本建设投资在很多省份还产生不了一块钱的GDP，那政府稳增长的钱是应该优先发钱、发消费券，还是几万亿元、十几万亿元地搞投资？
不久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扩大内需要把稳定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然而在这个重要决策观念转变还没有具体落实为政策，发钱或发消费券可不可行、安排多少预算的关键决策时间窗口，有人广泛传播林老师这段话，意在干扰上述提高居民收入促消费的政策出台，让中央“发挥消费基础作用、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最新决策指导思想流于空谈。
所以，呼吁扩大消费，就是呼吁扩大居民收入；而反对扩大消费，表面上是保护老百姓的储蓄，实际上是转移了视线和焦点，其实就是反对给老百姓发钱或发消费券等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措施——这才是误导中国。
扩大消费就会家庭破产吗?
林老师关于“扩大消费就会家庭破产”的逻辑，更是危言耸听，严重违背客观现实。
他说：“开始的时候靠自己的储蓄，储蓄很快就用光了，就开始变成家庭的负债，家庭负债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那他要还钱嘛，还不起钱那就变成家庭要破产了。”
如果不是看到视频，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林老师说的，中国2022年住户储蓄总额120多万亿元，比上一年又多增加了17.8万亿元——怎么会出现林老师说的“很快就花光了”呢？
至于后面林老师说的“花光了又变成家庭负债，借债还不上，就变成家庭要破产了”，这个就更有悖于现实，纯属吓人了。
难道扩大消费，就是全国人民都不工作了，也不要收入了，更不存钱了，大家坐吃山空？
当然不是，如前文所述，扩大消费必须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开始，消费只能是收入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用来储蓄。
就算通过建立健全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保制度，让居民生活有更多保障，从而使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消费倾向）增加了，用于储蓄的比例（储蓄倾向）降低了，考虑到勤俭持家、量入为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管是每年多增抑或少增，中国居民的储蓄肯定还是增加的。
2022年中国的GDP是121万亿元，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52万亿元，占比43%，假设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提高到60%的全球平均水平，每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就增加20万亿元，消费会不会好？储蓄会不会进一步增加？
如果再过十年中国GDP达到150万亿元呢？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提高到70%呢？面对仍然在高速增长的中国居民储蓄总额，无视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巨大空间，通过危言耸听导出“扩大消费会造成家庭破产”，实在太不严谨了。
扩大消费才能畅通经济循环
中国一直讲究勤俭节约、不浪费，这无论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是美德。然而，由于长期受苏联重积累、轻消费的计划经济思想影响，进而衍生出的崇尚多生产、多储蓄、多积累、少消费的经济观念，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就比较复杂了。
首先，重生产、重投资、轻消费的观念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短缺经济”背景下，尤其是社会保障不健全时，是有利于家庭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多年来，中国老百姓的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问题，主要就是靠高储蓄来解决的。
其次，在经济起飞阶段，少消费、多储蓄、多积累，也有利于扩大投资，形成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工业生产能力。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的高储蓄都通过银行信贷转化为投资，不仅形成了全球最好的基础设施，而且形成了强大的生产能力，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这些都离不开中国居民长期低消费、高储蓄的文化习惯。
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后期阶段，即便长期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让中国出现了产能过剩，因为有庞大的海外市场，也没问题，因为过剩的东西可以出口给国外，对内解决就业问题，对外赚取外汇。
但是，如果由于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造成出口难以高增长，叠加国内基本建设和房地产过剩，继续重生产、重投资、轻消费，恐怕经济发展就要停滞了，因为供给过剩产品卖不出去，企业就会衰退、倒闭；企业衰退倒闭，员工收入就会减少，甚至失业，造成进一步的收入下降，需求不足，企业产品更卖不出去，然后形成恶性循环，甚至酿成经济危机。
2023年，中国出口很可能全年负增长；同时进入后基建时代，基本建设和房地产投资长期下滑的趋势不可能根本扭转，如果国内消费需求不能持续繁荣，那么中国经济在疫情放开的短暂复苏后，恐怕会进入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
这就是中央为什么发布扩大内需战略，且明确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为什么要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因为只有扩大消费才能引领畅通经济循环：通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需求旺了，企业的产品才能卖出去；企业产品卖出去了，才能增加就业或增加员工工资，然后才有居民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消费才更旺盛，经济增长才能从负循环转为正循环。
支持过度投资才是误导中国
林老师说，批评投资拉动过时、主张消费拉动是误导中国，但是却没有论证投资拉动为什么不过时。
全世界各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大部分为20%~25%，连发展阶段比我们晚、基础设施比我们落后的印度也只有27%，中国已经连续二十多年大于40%，去年121万亿元GDP中，固定资产投资57.2万亿元，占比47.2%，这么高的投资率，能持续吗？
如果按照林老师的主张，继续扩大投资，就算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十年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每年要达到80万亿～90万亿元，这可能吗？没有修不完的路，也没有盖不完的房子，我们要去给月亮修长城吗？
除了宏观层面的投资饱和、投资过剩的情况，微观上全国高速公路、高铁每年亏损几千亿元，大部分特色小镇空置无人，很多地方专项债找不到合适的项目……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部门层面的职能驱动、地方的政绩观驱动、相关方面的利益驱动，中国仍然有推行巨大规模投资的体制力量，这不是基于中国经济的需要，而是一种过度投资的“体制病”，不仅会造成极大的社会资源浪费，还会造成进一步的投资过剩，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
后基建时代，中国如何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每年有个三四十万亿元关键领域投资就够了，如果还主张用老百姓省吃俭用省下的钱去搞那些大部分已过剩的投资，既没有微观效益，也没有宏观需求乘数，还会造成巨大的国家和地方政府债务，给过度投资的“体制病”提供理论背书——这是不是误导中国？
众所周知，很多曾经主张投资驱动的经济学家也开始转而支持扩大消费，这是新时期经济深度转型的必然要求，为此去年我还专门出了一本书叫《深度转型》，从各个角度推动经济观念的转变，避免错误理论误导中国——难道生产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消费吗？消费的过程不就是老百姓享受美好生活的过程吗？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仅仅是满足一种“向往”，而是必须通过实实在在的居民消费过程才能实现。
无论我们批评过度投资的体制病，还是呼吁增加居民收入促消费，都是从中国的经济实际问题出发，跟美国有什么关系？至于林老师说的“是哪个地方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美国”，暗示消费拉动是学美国，鉴于林老师是我非常尊重的学术前辈，对这句话我就不评论了。
还是由衷地希望经济学界、决策部门深入讨论研究这些问题，理性引导社会观念和决策观念的转变，让中国经济发展结构更合理、决策更科学、经济增长可持续。
